AG九游会提升科技新闻质量，需要破解“知识的诅咒”导致的交流障碍，建立“读者意识”，发挥科技记者的“翻译官”作用，在传播全过程做到深入浅出，实现报道准确性和贴近性的平衡。

　　“相位失配”“倍频光”“紫外截止边”……在近期的一次活动中，科研人员正在用他脑海中最“通俗”的表述，向记者解读其所在团队取得的突破性科研成果，而笔者与同行却如坠云雾。后续采访时，对每一个科学术语记者都要刨根问底，“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这里的‘全波段’是不是指纯透明”，猜测和求证贯穿了整个采访过程。

　　“这么简单的表述，你为什么听不懂”，这其中的错位，便是“知识的诅咒”的典型体现。在尖端科技知识密集的科技新闻领域，科技记者作为科技工作者与普通受众之间的桥梁，既要通过采访全面了解科技事件，也要通过新闻产品将信息准确传达给受众。在这两个环节中，“知识的诅咒”始终对信息的传递产生着影响。因此，探讨科技记者如何打破“知识的诅咒”这一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

　　美国经济学家科林·卡麦勒等人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援引了由英国心理学家罗宾·霍格斯提出的“知识的诅咒”概念：在判断他人想法的时候，人很难忽略自己拥有的附加信息。也即当我们熟知某种知识后，便很难站在未掌握这个知识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他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知识，包括了信息、概念、规律、观念、技能、思维方式等多种类型。一名科技工作者专业领域内的常识，或许有数亿人从未听闻过。每个人都有自己认知的边界，这也意味着，所有知识在传播过程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理解鸿沟，导致交流障碍和误解。

　　如果交流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场景，例如知识输出方讲述的内容对于接收方来说是陌生领域，“知识的诅咒”现象便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当输出方试图填平这条鸿沟，努力表达自己的内容或观点时，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对方是否顺利接收到了信息？又是否理解了？理解到何种程度？哪里需要补充解读？在此过程中，由于信息的表述重点、表达方式等不匹配，双方会产生大量的错位和误解。且输出方作为熟练度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一方，容易习惯性地简化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细节，导致信息接收失真，“自我透明”往往只是一种错觉。

　　科技新闻是对科学技术领域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有其鲜明的特点，即科技新闻所报道的客体，往往涉及某一科研领域的复杂概念、专业术语和前沿探索。此类信息往往偏“硬”，与大众距离较远、受众面窄，关注者多是相关行业从业者、专家学者等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群，要拓展受众，就要让科技新闻呈现出更“柔”的状态，更具有贴近性。因此在大众化的科技新闻传播链条中，“知识的诅咒”这一现象值得引起高度重视，进行深入探讨。

　　记者是筛选、传播信息的中介，而科技记者在工作中面对的信息理解门槛更高、处理难度更大。科技新闻的传播链条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受访者（通常是某一科学技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与科技记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二是科技记者与普通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记者成为科技工作者和公众的中间人，这意味着，科技新闻的传播过程可能遭遇双重“知识的诅咒”。

　　通常来说，与科技工作者探讨其研究领域科学问题及成果的多为本领域同行，他们之间的交流有相似的知识背景作为基础，且往往已经形成具有该领域特点的、学术性较强的思维模式与语言习惯。科技记者则通常仅拥有单一学科的教育背景，甚至往往不具备理工类学科的教育背景，由于科技报道涉及的学科范围广，科技记者很难在全部学科领域拥有足够的积淀，采访中常会遭遇“隔行如隔山”的理解困境。当科技工作者在某一领域深耕多年，大量该领域的基础知识已经信手拈来，在向他人讲解相关知识时，用一个科学术语将概念一笔带过就成了常态[1]。笔者在工作中，常常冒昧却又不得不频频打断受访的科技工作者，请对方释疑前一句话中提到的科学术语。受访者也感到疑惑，明明已经在尽力给出通俗的解释，却依然难以和记者流畅交流。如果在采访过程中科技记者不能就自身理解困境与科技工作者深入沟通，其得到的就只能是“被诅咒的知识”。

　　同时，作为科技信息传播的中介，科技记者绝不等于“二传手”，在从知识接收者到输出者的身份转换中，同样会出现“知识的诅咒”。当记者掌握了新的知识，撰稿时就可能产生思维惯性，遗漏基础的背景信息，具体表现在稿件中便是行文出现逻辑跳跃和空白。相较于社会新闻等类别，科技新闻中包含的知识量往往更多、更专业，因此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衰减可能更加严重。这是个糟糕的现象，如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仅理解到技术全貌的70%，受众在接收信息时会再打折扣，最终信息的传播效率甚至不足50%，更不必提后续的二次传播，这样的传播效果显然是不合格的。

　　受众评价不佳的科技新闻报道多呈现三类特点：一是定性报道，如某技术为“世界首例”“达国际先进水平”等，但缺乏对技术特点的挖掘；二是术语堆砌，行文多采用晦涩的科学术语，此举固然严谨有余，却未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三是表述枯燥，文中少见比喻等通俗表达方式，或直接引用大量数据而未作分析。究其原因，症结往往在于记者前期采访不深不透，成稿时即使想给出更通俗的“翻译”也有心无力。因此在采写中，记者需要预先考虑到上述衰减的影响，并在采访时获取更多信息，尽可能保证传播的质量。

　　科技新闻的报道客体往往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最顶尖的技术突破等，对报道表述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而对于读者来说，越是贴近日常生活的、易于理解的信息，越能引起其阅读兴趣，也越能被其正确理解与内化。

　　通常来说，越是专业的科技工作者，越难完成“接地气”的科普讲解，究其原因，“知识的诅咒”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AG九游会。在采访中，科技工作者出于严谨求实的作风，向科技记者提供的素材往往是标准化的科学术语。科技记者需要在准确理解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通俗化加工，使报道贴近普通读者的生活，而加工后的信息是否保有科技信息的本意、是否仍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还需科技工作者进一步确认。在工作中，笔者常会就某处细节表述的准确性与受访者反复探讨、确认，并尝试运用类比、比喻等方式，让科技新闻更通俗易懂。

　　同时，由于读者群体科学素质水平差异较大，在报道不同领域的科技成果时，还需考虑受众特点针对性地作出调整。据有关调查，以北京市为例，2020年，北京城镇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25.72%，而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2.07%，在不同群体的眼中，科技“常识”的范围有着极大差异。如果不能精准识别并打破潜在的“知识的诅咒”，报道就很难吸引读者的目光。例如，为农村居民解读智能家居、无人驾驶等主题，或为城镇居民解读农业科技、乡村振兴等主题，就需要注意两个场景中的“常识”范围差异。

　　由此可见平衡科技新闻的准确性与贴近性，既采用符合受众认知能力的表述方式，又不失科学性，十分考验科技记者的水平。

　　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到202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5%。由此可见，在当前的科技新闻报道中，大众化定位、通俗易懂仍是基本的工作原则。而科技新闻要让大众通篇读罢不致晕头转向，就必须打破“知识的诅咒”，记者要做好科学术语的“翻译官”。特别是在融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科技记者实际上可以选用图解、动画、视频等更加直观的形式，辅助观众理解科技成果，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搭好科技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深入浅出地解读科研成果，是科技记者的基本功，即既要保证报道内容的科学性，用词要精准、表述要严谨，避免出现误读；同时还要有可读性，用语要贴近受众，尽量避免直接搬用生涩的科学术语，易于受众接受、理解和传播。

　　科技记者必须拥有海量的知识储备，对各科技领域都应有一定涉猎，才能更好地与科技工作者对话。当科技工作者不必从头解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时，他们会认为这位记者是更合适的交流对象，双方便能更好地开展“协同作战”[2]。同时，只有当自身拥有“一桶水”，在分给别人“一杯水”时才能游刃有余。要克服这一困境，科技记者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领域，采写时多刨根问底是根本，多想一步、多问一句，就能更好地避开“知识的诅咒”。记者在实际工作中，要不怯于对科技工作者表达“抱歉，您说的概念我不理解”“能否请您详细解释一下某概念”，作为信息传递的中间人，总是要先完成良好的输入，再进行后续输出。

　　采访前，记者要首先对科技新闻价值作出基本的判断，选取与公众联系最密切的角度；采访时，应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准确识别受访者表述中出现的“知识的诅咒”现象AG九游会，要比受访者想得更远，更多地站在受众角度发问，适时请求对方补全出现思维跳跃的部分；行文中，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水平，多构建身临其境的场景，调动他们已有的知识来理解新知识，还可以适当设问带动受众的思考节奏，调动起对方的兴趣。

　　事实上，看似艰深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找到落点，贴近生活的叙述必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3]。例如，笔者在采写过程中AG九游会，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观测对象——宇宙中超高能光子与地球大气的碰撞，比作一阵簇射粒子形成的“阵雨”，让陌生知识在受众脑海里变得直观；在对我国首款柔性太阳翼平板卫星的报道中，笔者以《中关村科学城飞出“一片卫星”》为题，凸显了卫星轻薄、可堆叠的特点。在实际采写中，多用比喻可以让文字“活”起来。

　　对科技新闻进行通俗化写作，是提升其传播力的必然途径，但在“知识的诅咒”影响下，判断“通俗”的标准值得探讨。这一标准不应由受访科技工作者确定，也不应由科技记者确定，而要以广大受众的认知水平作为标准。融媒体时代，记者与受众的距离被拉近，但在新媒体平台的评论区，仍常能看到网民对科技新闻给出“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就看不懂了”的评论。由此，科技记者在组织稿件时，要摆脱想当然的状态，建立“读者意识”，多换位思考，从学习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以扩大认知语境。

　　当报道遇上科技新概念、新技术，记者要善于将其“翻译”成更“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贴近生活的表述、形象生动的语言，能让受众更好地理解科研成果的价值。例如，在报道“北京科研实现百公里量子直接通信”成果时，笔者在对100公里这一长度的处理上，采用了直观的比喻，将其具象为鸟巢（国家体育场）与延庆冬奥村间的距离，增强了本市读者的亲近感，原本陌生的数字便化为身边可触可感的距离。

　　由于融媒体具有较强的交互性，记者不仅可以在长年累月的采访、写作过程中总结受众的认知水平，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的评论内容，以及稿件浏览量、转发量、点赞量等数据发现受众的兴趣点。以航天报道为例，笔者供职的媒体单位微信公众号采用了“一觉醒来，70公斤新鲜水果到站了”“王亚平真的给女儿‘摘’了一颗星”“空间站装饰上新，特有的中国浪漫”等更生活化标题的稿件，阅读量更高，读者评论反馈也更积极、更个性化。

　　在确保报道本身科学性、准确性的基础上，科技新闻也可以更有温度。例如在进行科技人物报道时，记者容易陷入“常规套路”，即不厌其烦地强调科技工作者废寝忘食、爱岗敬业等品质，读来总觉平淡，这样的报道自然难以跳出“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窘境。恰到好处的生动细节是报道的“调味料”。例如，一位科技工作者为了节约时间做科研，常请学生顺路从食堂为他带两个馅饼，晚餐就在办公室解决，“今天老师的馅饼是几点吃完的”也成了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重复千百次的“废寝忘食”，当然不如“两个馅饼”的故事有味道。归根结底，科研成果是科技工作者汗水的结晶，将他们在攀登科技高峰、挺进科研“无人区”过程中的喜怒哀乐融入稿件中，用细节描写以小见大，更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随着信息传播进入融媒体时代，新闻的载体不断翻新，不同类型的科技成果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也存在差异。在科技新闻制作环节，记者需要对新闻素材有较强的把控能力，在新闻采写、制作过程中则应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4]。如《美丽化学》纪录片用4K技术拍摄，清晰展现了化学微观反应过程，网民在评论区表示“书本上的知识也能活灵活现”“这是我学习化学的动力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解析“从鱼到人”关键证据的研究成果时，同步制作了科普视频，为观众直观还原了古海洋的场景及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的形成过程。

　　同时，受众获取信息的效率也应被纳入考量。在教育心理学理论中，学习风格主要可以分为听觉型学习者、视觉型学习者和触觉型学习者，这意味着不同的受众对文字、图像、声音等传播形式的敏感性存在差异。通过全媒体手段开展传播，能让新闻产品更广泛地触达受众，多样化的信息传递方式也为受众提供了选择的空间。

　　只要存在信息的交互，“知识的诅咒”便会如影随形。科技记者要深刻意识到自身在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做好“中间人”和“翻译官”，保证信息传递既严谨准确，也平易近人。在此过程中，一是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在科技领域积淀足够的知识基础，并与科技工作者进行充分交流，降低信息损耗；二是要具备过硬的采写能力，利用融媒体手段，将通过采访获取的素材深入浅出地加以解析，便于受众接受。守好这两道关，科技记者便能有效克服“知识的诅咒”带来的负面影响。

　　[1]王慧慧.科技新闻传播如何从“曲高和寡”到“雅俗共赏”[J].科技传播,2022(21):48-50.

　　刘苏雅.科技记者如何打破“知识的诅咒”[J].青年记者,2023(23):32-34.